《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War and the long-term psychiatric health of journalists who cover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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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戰地記者長期精神健康狀況不明的難題，研究人員對來自CNN等五大新聞機構的記者（N=156）開展了橫斷面研究。結果揭示，該群體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重度抑郁癥、各類焦慮癥及酒精使用障礙的終生患病率（分別為27%、34%、28%、34%）顯著高于普通人群，且風險嚴重程度是PTSD的顯著預測因素（OR=2.55）。研究凸顯了戰地報道的職業危害性及心理支持的重要性。
在炮火硝煙中，總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并非士兵，卻同樣身處最危險的戰區，用鏡頭和文字將遠方的沖突呈現在世人面前。他們就是戰地記者。保護記者委員會的數據觸目驚心：自2021年至2025年，每年殉職的記者人數（45、68、90、116、110人）呈上升趨勢，凸顯了這一職業的極端危險性。然而，除了看得見的生命威脅，長期暴露于戰爭創傷對記者心理造成的隱形傷害，其程度和長期影響卻一直籠罩在迷霧中。早期研究雖已提示戰地記者可能出現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等癥狀，但大多依賴短期的自我報告問卷，缺乏基于診斷性訪談的長期隨訪數據。這留下了一個關鍵的知識空白：在遠離戰場多年后，這些曾深入險境的記者，其精神健康狀況究竟如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研究團隊將目光投向了那些在“9·11”事件后，報道阿富汗和中東地區戰爭的記者群體，旨在揭示這份高危職業背后長期的精神健康代價。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研究人員在《英國精神病學雜志》上發表了一項觀察性、定性研究。他們與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聯社和美國國家公共電臺五家主要新聞機構合作，對在2001年9月至2013年間曾報道相關沖突的記者展開調查。研究結合了在線心理測量問卷和Zoom視頻訪談兩種方法，核心是使用結構化臨床訪談（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5, Research Version, SCID-5-RV）來獲取基于診斷標準的終生及過去12個月的精神障礙患病率數據，從而彌補了以往研究僅依賴自評量表的不足。
研究結果
樣本特征與風險暴露
研究最終納入了156名提供了心理測量數據的記者，其中99人（63.4%）進一步接受了診斷性訪談。樣本平均年齡57.0歲，71.8%為男性，近半數（49.4%）在戰區累計工作時間超過3年。受訪記者面臨的危險程度被客觀評定為嚴重或非常嚴重的比例高達60%。統計分析顯示，在戰區停留的時間與風險嚴重程度顯著相關。
精神障礙患病率
診斷性訪談結果揭示了高發的精神障礙患病率。終生患病率方面：PTSD為27.3%，重度抑郁癥為34.3%，任何焦慮障礙為28.3%，酒精使用障礙為34.3%。過去12個月的患病率雖有所下降，但PTSD（6.1%）和任何焦慮障礙（10.1%）仍高于普通人群水平。
風險與精神障礙的預測因素
邏輯回歸分析旨在尋找終生精神障礙的診斷預測因素。結果顯示，對于PTSD，風險嚴重程度是唯一具有統計學意義的預測因子（比值比=2.55，95% CI: 1.27-5.14），即經歷的風險等級越高，罹患PTSD的幾率越大。對于重度抑郁癥、任何焦慮障礙及酒精使用障礙，雖然女性、創傷事件暴露頻率、從事新聞工作前的精神治療史等因素的比值比有所升高，但均未達到統計顯著性。
組織支持與治療情況
研究發現，在沖突地區工作時，僅40.4%的記者能獲得雇主提供的心理咨詢服務。總體而言，記者對所在新聞機構在此期間提供的心理支持水平評價很低。但截至研究時，在接受訪談的記者中，有69.7%的人曾因創傷或個人相關問題接受過治療。
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首次通過診斷性訪談，系統評估了在“9·11”后長期報道戰爭的記者群體十余年后的精神健康狀況，提供了獨特的長期視角。核心結論是：這群記者具有極高的終生精神障礙患病率，其PTSD終生患病率（27.3%）與阿富汗/伊拉克戰爭老兵（29%）相當，顯著高于普通人群（約6%）；重度抑郁癥、廣泛性焦慮障礙、恐慌障礙和酒精使用障礙的終生患病率也遠高于一般人群。盡管隨著時間推移，過去12個月的患病率有所降低，但PTSD和焦慮障礙的比例依然偏高。
討論部分著重強調了幾個關鍵發現。首先，風險暴露是PTSD的核心驅動因素。研究中高達60%的記者經歷了嚴重或非常嚴重的風險（如遭槍擊、被綁架、身陷自殺式爆炸等），而風險嚴重程度是預測終生PTSD的最強變量。這再次證實了PTSD與應激源嚴重程度和接近度之間的直接關聯。然而，這種關聯對于抑郁、焦慮和酒精濫用則不那么明顯，其預測因素未能達到統計學顯著性。
其次，記者獲得的心理支持明顯不足。研究反映，在記者們于戰地報道期間，新聞機構并未廣泛提供心理健康支持，記者對此評分很低。這需置于歷史背景中理解：約二十多年前，戰地記者的心理困擾常被忽視。但作者也指出，如今已有了明確的干預方案，且實時干預被證實可減輕癥狀。本研究中有近70%的記者在戰后接受了治療，這可能部分解釋了其12個月患病率相對于終生患病率的改善。
將記者與軍人及普通人群的比較進一步凸顯了問題的嚴重性。記者作為平民，其PTSD患病率卻接近作戰老兵，這深刻揭示了戰地報道所帶來的心理創傷與戰斗經歷具有相當的危害性。酒精使用障礙的高終生患病率（34.3%）也與退伍軍人群體報告的數據相似，且訪談信息表明過度飲酒可追溯到在戰區工作的時期。
當然，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無法追蹤到近40%的初始樣本，且數據僅來源于五家美國主流新聞機構，其結論需謹慎推廣至整個記者行業。然而，這些數據無疑發出了一個及時而明確的警示：在全球和平指數持續下降的當下，戰爭報道對精神健康造成的損害是巨大且長期的。研究強調了新聞機構為身處前線的記者提供充分、及時的心理健康支持的必要性，這不僅是人道關懷，也是保障新聞行業可持續發展和從業人員職業健康的關鍵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