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BETES-METABOLISM RESEARCH AND REVIEWS》：Impact of Adverse Metabolic Factors on the Burde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 20 Years Old, 199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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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9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數據，系統評估了1990-2019年間中國≥20歲成年人群因不良代謝風險因素（高血壓(SBP)、高體重指數(BMI)與高空腹血糖(HFPG)）所致的慢性腎臟病（CKD）疾病負擔變化趨勢。研究發現，高血壓腎病的歸因負擔最高，而高BMI相關負擔增速最快，且男性的負擔普遍高于女性。研究強調了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采取以血壓控制與肥胖預防為核心的整合防治策略的緊迫性。
引言
慢性腎臟病（CKD）顯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等并發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已成為全球性公共衛生挑戰。在中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方式的變化，CKD的病因構成已從腎炎和感染相關腎病為主，轉變為以代謝疾病介導的腎病為主。評估不良代謝風險因素對中國CKD負擔的影響，對于推動早期預防和管理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利用全球疾病負擔（GBD）2019年的數據，旨在量化1990-2019年間，中國≥20歲成年人群歸因于不良代謝風險因素（高收縮壓、高體重指數和高空腹血糖）的CKD負擔的長期變化趨勢，為制定針對性的預防和治療策略提供科學依據。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定期發布的GBD數據，具體為GBD 2019。該數據涵蓋了1990-2019年間全球195個國家的350多種疾病和199種風險因素。我們分析了五種CKD病因（歸因于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高血壓、腎小球腎炎及其他/未特指病因的CKD）和三種代謝風險因素（高收縮壓、高體重指數和高空腹血糖）。結局指標為歸因死亡人數/率和殘疾調整生命年（DALY）數/率（每10萬人）。研究人群按性別和13個年齡組（20-24歲至≥80歲，每5歲一組）進行分層。為分析1990-2019年間死亡率與DALY率的時間趨勢，我們使用了連接點回歸分析，計算了年度變化百分比和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
結果
3.1 歸因于不良代謝風險因素的CKD總體負擔變化
2019年，歸因于不良代謝風險因素的CKD死亡率為6.9/10萬，總歸因DALY為420.1萬。其中，高血壓腎病在所有CKD病因中歸因負擔最高（死亡率2.5/10萬，DALY率59.2/10萬），其次是2型糖尿病腎病（死亡率2.22/10萬，DALY率57.53/10萬）。與1990年相比，歸因于不良代謝風險因素的CKD死亡率呈上升趨勢，其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為0.55%。其中高血壓腎病的死亡率增長最快，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達1.12%。與此同時，1型糖尿病腎病和腎小球腎炎相關的腎病死亡率呈下降趨勢。
3.2 特定代謝風險因素的歸因負擔變化
在1990-2019年間，歸因于高體重指數的CKD死亡率增幅最大，平均年度變化百分比達3.14%，其次是高收縮壓（1.32%）和高空腹血糖（0.36%）。盡管高體重指數相關負擔增長最快，但從絕對貢獻來看，高收縮壓在2019年仍然是導致歸因死亡和DALY負擔的最主要因素。在DALY率方面，僅有歸因于高空腹血糖的DALY率呈下降趨勢，而歸因于高收縮壓和高體重指數的DALY率則有所上升，其中高體重指數的增幅最大。
3.3 不同性別與年齡組的歸因負擔差異
歸因于不良代謝風險因素的CKD負擔隨著年齡增長而顯著增加，且在男性中普遍高于女性。在2019年，年齡≥80歲的人群承受了最高的負擔（死亡率高達201.52/10萬，DALY率達2517.42/10萬）。與1990年相比，20-24歲年齡組的死亡率與DALY率下降最為顯著。在所有年齡段，男性的歸因死亡率與DALY率均高于女性。2019年，總人群（≥20歲）中，男性的歸因死亡率和DALY率分別為7.34/10萬和215.09/10萬，均高于女性的6.42/10萬和187.64/10萬。
討論
在過去的三十年里，CKD的死亡率并未像其他非傳染性疾病那樣得到顯著改善。研究發現，CKD的歸因死亡負擔隨年齡增長而急劇上升，尤其是在60歲之后，這突顯了對中老年人群進行針對性健康管理的重要性。在眾多風險因素中，高血壓是當前歸因負擔最主要的貢獻者，而高體重指數則展現了最快速的增長勢頭。這種年齡和性別分布模式具有臨床和公共衛生意義。既往研究指出，雖然CKD的患病率在女性中可能更高，但男性的死亡率更高，這可能與疾病進展速度、獲得醫療保健的機會、競爭性風險或風險因素控制有關。這些發現強調了需要對高血壓、血糖和體重進行整合管理，特別是在老年人和男性群體中。
潛在的中國特有驅動因素包括：快速的人口老齡化、營養轉型導致的飲食模式變化（如高脂肪、動物性食品和加工食品攝入增加及體力活動減少）、以及高血壓和糖尿病患病率的持續上升。盡管“健康中國2030”等國家衛生政策旨在改善疾病的發現和治療，但代謝風險的流行趨勢仍需通過綜合的預防策略來應對。
局限性
本研究基于模型化的GBD估計值，其結果依賴于基礎數據源的質量和建模假設。歸因負擔估計反映了比較風險評估的框架，而非個體層面的因果效應。此外，該分析聚焦于國家級趨勢，未能考慮個體層面的混雜因素、地區異質性或臨床因素（如CKD分期、蛋白尿和治療模式）。未來結合高質量隊列和登記數據的研究將有助于更清晰地闡明機制并指導政策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