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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綜述基于Sentinel-1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測量數據，系統揭示了全球40個主要三角洲的地面高程變化空間分異規律，指出人為驅動因素（地下水儲量變化、沉積物通量改變和城市擴張）是當前三角洲相對海平面上升（RSLR）的主導因子。研究強調針對性地控制地面沉降（subsidence）應成為三角洲適應戰略的核心，為沿海韌性治理提供科學依據。
全球三角洲沉降空間格局
通過分析2014–2023年Sentinel-1合成孔徑雷達干涉測量（InSAR）數據，研究團隊繪制了40個全球主要三角洲的垂直地面運動（VLM）高分辨率地圖。結果顯示，三角洲普遍面臨地面沉降威脅，超過半數三角洲的平均沉降速率超過3毫米/年，其中13個三角洲（如尼羅河、湄公河、黃河等）的沉降速率甚至超過當前全球海平面上升（SLR）速率（約4毫米/年）。在18個三角洲中，局部地面沉降對相對海平面上升（RSLR）的貢獻已超過地理中心海平面上升本身。空間異質性分析表明，三角洲內部存在顯著的非均勻沉降現象，同時局部區域出現抬升現象，反映了自然與人為過程的復雜相互作用。
人為驅動因素的作用機制
研究通過隨機森林（RF）機器學習模型量化了三種關鍵人為驅動因素對三角洲高程變化的相對貢獻。地下水儲量（GWS）變化被識別為最重要的驅動因子（特征重要性0.5±0.2），尤其在10個三角洲中起主導作用。沉積物通量改變（特征重要性0.3±0.2）和城市擴張（特征重要性0.3±0.1）的影響次之，但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局部可解釋模型（LIME）分析進一步揭示，湄公河、恒河-布拉馬普特拉河等三角洲的沉降主要受地下水開采驅動，而亞馬遜河、密西西比河等三角洲則更易受沉積物供應減少的影響。三元圖分析將28個三角洲按主導驅動因素分類，凸顯了人為驅動機制的多樣性。
地面沉降與海平面上升的競爭關系
研究發現，在當前世紀，地面沉降已成為多數三角洲相對海平面上升的主要驅動力。對三角洲人口暴露度的分析表明，約2.36億人口居住在沉降速率超過地理中心海平面上升速率的三角洲，其人口規模較受海平面上升主導的三角洲（約1.57億人口）高出50%。在海拔低于1米的極高脆弱區，84%的人口（約6370萬人）生活在快速沉降區。到21世紀末，即使在高溫室氣體排放情景（SSP5-8.5）下，當前最大沉降速率仍將超過預計海平面上升速率，凸顯了沉降控制的緊迫性。
適應能力差異與治理啟示
研究通過將三角洲按相對海平面上升速率和適應準備度（ND-GAIN指數）分類，識別出四類三角洲：未備潛水區（高RSLR、低適應能力）、上升準備區（高RSLR、高適應能力）、潛在威脅區（低RSLR、低適應能力）和安全港灣區（低RSLR、高適應能力）。65%的三角洲（26個）屬于未備潛水區，多位于中低收入國家，適應能力有限。相比之下，高收入國家的三角洲（如萊茵-默茲河、長江三角洲）雖面臨高相對海平面上升威脅，但具備較強的治理能力。研究強調，將沉降治理納入氣候適應規劃，實施針對性干預（如地下水管理、沉積物補給），是提升三角洲韌性的關鍵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