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Communications》：The urgent need for African research collaboration on medicin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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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非洲劣質與假藥(SF medicines)威脅健康系統但研究零散、由全球北方主導的現狀，通過文獻計量分析揭示研究分布不均與合作失衡問題，提出加強非洲本土研究協作、建設監測基礎設施等五大戰略，為構建證據導向的藥品監管體系提供關鍵路徑。
在非洲的街頭藥攤和正規藥店中，潛藏著一個威脅公共健康的隱形殺手——劣質藥品(Substandard medicines)與假藥(Falsified medicines)。這些不合格藥品不僅導致治療失敗、加劇抗菌素耐藥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MR)，更造成大量可避免的死亡。然而由于研究數據零散、監測體系薄弱，非洲大陸始終難以準確掌握這一危機的真實規模。更值得關注的是，當前關于非洲藥品質量的研究高度集中在尼日利亞、加納等少數國家，且大多由歐美機構主導，非洲本土研究力量尚未形成有效協作網絡。這一現狀促使牛津大學社會學家Fanqi Zeng與Heather Hamill等學者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發表研究，通過系統性文獻計量分析揭示了全球藥品質量研究中的地理失衡問題，并呼吁建立非洲主導的科研協作體系。
為全面評估非洲藥品質量研究現狀，研究團隊采用傳染病數據觀察站(IDDO)開發的"藥品質量科學文獻調查器"(Medicine Quality Scientific Literature Surveyor)，對1963-2021年間全球268篇關于抗生素、抗瘧藥等五類藥品質量的原創研究進行剖析。該平臺聚合了多來源文獻數據，研究人員通過設定嚴格的納入標準，最終聚焦150篇包含非洲取樣記錄的研究，涉及589個抽樣數據點。
研究樣本的地理與藥品種類分布
數據分析顯示，非洲藥品質量研究存在顯著的地理聚集現象：尼日利亞(30%)、加納(14%)、剛果民主共和國(11%)和肯尼亞(8%)四國占據總樣本量的67%，而54個非洲國家中仍有19國完全缺乏取樣記錄。在藥品類別方面，抗生素與抗瘧藥研究占比過高，針對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非傳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的藥物研究嚴重不足。這種偏態分布使得非洲監管部門難以獲得全面、代表性的數據支持。
全球研究合作網絡的特征
通過構建國家間合作網絡圖譜，研究發現全球北方國家在非洲藥品質量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在141個合作連接中，非洲國家間的內部協作僅占23.4%，而128個調查關系(33.6%)呈現為研究人員對本國樣本的獨立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數跨國合作均由歐美機構發起和領導，非洲機構往往處于從屬地位，跨非洲的協同研究極為罕見。
構建非洲本土研究協作體系的五大路徑
針對上述問題，研究者提出系統性解決方案：首要的是設立非洲主導的專項研究基金，要求在三年內推出至少三個區域資助計劃，并以非洲首席研究員(Principal Investigator)占比作為核心考核指標；其次建立南南合作激勵機制，目標在三年內將非洲國家間共同作者關系提升25-30%；同時支持建設區域數據共享平臺，建議新興的非洲藥品管理局(African Medicines Agency, AMA)牽頭建立藥品質量實驗室網絡；此外推動監管機構與高校的合作機制嵌入，要求三年內不同區域至少建立兩個此類伙伴關系；最后開發超越患病率估計的綜合評估框架，在3-5年內開展至少五國的比較研究，建立測試覆蓋率、警報響應時間等統一評價指標。
該研究特別強調，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非洲國家展現的協作模式為應對復雜衛生挑戰提供了范本。東非共同體(EAC)、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等區域組織與非洲藥品管理局(AMA)可共同構建符合本地特點的長效協作機制。正如作者指出："非洲無法監管其看不見的威脅，而看不見的威脅正源于未被充分研究的領域。"這項研究不僅揭示了藥品質量研究中的全球不平等現象，更指明了通過強化非洲本土科研能力建設來提升衛生系統韌性的根本路徑。隨著非洲聯盟研發投入占GDP 1%承諾的逐步落實，以及區域協作機制的不斷完善，非洲大陸有望在應對劣質與假藥的斗爭中構建起更加自主、高效的防御體系。
研究方法關鍵技術
本研究核心采用文獻計量學(Bibliometrics)分析方法，依托Medicine Quality Scientific Literature Surveyor數據庫（涵蓋1963-2021年全球藥品質量文獻），通過設定藥品類別（抗生素、抗糖尿病藥、抗瘧藥、抗逆轉錄病毒藥和心血管藥）與地理范圍（非洲采樣記錄）雙重篩選標準，從268篇原始研究文章中提取150篇非洲相關文獻。運用網絡分析構建國家合作圖譜（包含185條調查關系記錄），通過節點大小加權（表征連接數量）和弦線連接（表征合作強度）可視化全球研究格局。數據采集側重英文文獻， acknowledges可能存在語言偏好偏差。
非洲藥品質量研究的空間分布格局
通過對589個藥品采樣記錄的空間分析發現，研究活動高度集中于西非與東非部分地區，撒哈拉以南多數國家存在數據空白。這種分布不均不僅影響區域風險評估精度，更導致資源分配決策缺乏全境視角支撐。
藥品類別研究的不均衡現狀
數據分析顯示抗生素與抗瘧藥研究占比達總量的四分之三，反映全球健康議程對傳染病的傳統側重。然而隨著非傳染性疾病負擔加劇，抗高血壓藥、胰島素等關鍵藥物質量監測的缺位，可能引發新的公共衛生危機。
合作網絡的中心-邊緣結構
合作網絡圖譜揭示以英美機構為核心、非洲機構為外圍的典型輻射狀結構。值得注意的是，加納、坦桑尼亞等國的本土學者已開展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研究（如Heather Hamill團隊對加納藥品信任機制的研究），但這類研究尚未形成規模效應。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研究表明應對劣質與假藥不僅是技術監管問題，更是科研體系建設問題。當前由外部驅動的碎片化研究模式難以支撐可持續的藥品安全治理，必須轉向非洲主導的協作研究范式。通過激活區域組織協作潛力、構建本土化監測網絡、設立專項研究基金三大杠桿，可逐步扭轉科研依賴局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非洲藥品管理局(AMA)的成立為協調跨國行動提供制度基礎，而疫情期間建立的衛生協作機制則證明區域聯合應對的可行性。最終，構建強大的藥品質量證據體系既需要非洲國家落實研發投入承諾（當前平均0.45% GDP距1%目標仍有差距），也要求國際伙伴重新調整合作模式，從"為非洲研究"轉變為"與非洲共同研究"。這種轉型不僅關乎藥品安全，更將強化非洲在全球衛生治理中的主體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