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A survey of physicians perceptions of disability outcomes after hypothetical traumatic brain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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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創傷性腦腦損傷(TBI)預后評估中存在的醫師認知偏差問題，通過橫斷面調查采用格拉斯哥結局量表擴展版(GOSE)作為健康效用指標，評估528名專科醫師對假設性TBI后殘疾結局的感知。結果發現醫師對較低GOSE狀態(特別是GOSE 2-3)的健康效用評分顯著低于文獻報告的TBI幸存者和照護者，且在GOSE 5至4階段出現最大效用降幅(0.4→0.1)，表明醫師對患者依賴他人狀態存在顯著負面認知。該研究揭示了臨床決策中可能存在的偏見來源，為改善醫患共享決策提供了實證依據。
當患者遭遇嚴重的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家屬面臨的最艱難決定往往與是否繼續維持生命治療（Withdrawal of Life-Sustaining Measures, WLSM）相關。此時，醫師的預后判斷和建議至關重要。然而，有證據表明，一些被撤除生命維持治療的患者其實具有獲得有意義恢復的潛力。這種決策沖突的背后，可能隱藏著醫師與患者/家屬之間對殘疾狀態生活質量的認知差異——即所謂的"殘疾悖論"（disability paradox）：未曾親身經歷嚴重殘疾的人，往往低估了殘疾狀態下的生活質量。那么，專門處理腦損傷的醫師們，他們是如何看待不同殘疾程度的生活價值？這種認知是否會影響他們的臨床決策？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Justin Weppner、Isaiah Yim和Melissa Martinez團隊在《Scientific Reports》上發表了一項開創性研究，首次量化分析了醫師對創傷性腦損傷后不同殘疾狀態的健康效用（health utility）認知。研究人員通過一項橫斷面調查，收集了528名美國專科醫師對格拉斯哥結局量表擴展版（Glasgow Outcome Scale-Extended, GOSE）各狀態的健康效用評價，揭示了他們在TBI預后判斷中可能存在的系統性偏見。
研究采用的關鍵技術方法包括：基于專業學會網絡的便利抽樣法招募來自美國一級創傷中心的專科醫師；使用標準博弈法（standard gamble）評估健康效用，即讓醫師在確定性的GOSE狀態與風險性選擇（完美健康或立即死亡的概率組合）之間做出偏好判斷；通過弗里德曼檢驗（Friedman test）和威爾科克森符號秩檢驗（Wilcoxon signed-rank test）進行非參數統計分析，比較不同GOSE狀態間的效用差異。
結果
醫師對GOSE狀態的健康效用評估呈現非線性特征
研究發現，醫師對GOSE各狀態的健康效用評估并非均勻分布，而是呈現出明顯的非線性特征。最低的GOSE狀態（GOSE 2，植物人狀態）和GOSE 3（低度嚴重殘疾）被醫師評為比死亡更糟的狀態，效用值分別為-0.19和-0.1。隨著GOSE分數的提高，健康效用值也逐漸增加，從GOSE 4的0.1上升到GOSE 8的1.0（完美健康）。最重要的是，研究發現最顯著的效用下降發生在GOSE 5（0.4）到GOSE 4（0.1）之間（p<0.001），這表明醫師認為從"需要他人部分協助"到"完全依賴他人"這一轉變代表著生活質量的急劇下降。
醫師與普通人群及TBI相關人群的認知差異
與既往研究比較發現，醫師對殘疾狀態的評價呈現出獨特的模式。普通人群（健康對照組）報告的最大健康效用下降發生在GOSE 4至GOSE 3之間，而TBI幸存者及其照護者則認為GOSE 3至GOSE 5各狀態之間沒有顯著差異。相比之下，醫師對需要更多依賴他人的狀態（GOSE 4及以下）表現出更為負面的評價，這表明醫師可能對患者依賴程度的變化更為敏感，且對較低功能狀態的生活質量持有更為悲觀的看法。
人口學特征不影響健康效用評價
分析顯示，醫師的年齡、工作年限、專業領域或其他基線特征對GOSE狀態的健康效用評價沒有顯著影響。這一發現表明，對殘疾狀態的負面認知可能是醫師群體中普遍存在的現象，而非特定亞群體的特征。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首次系統評估了醫師對創傷性腦損傷后殘疾結局的健康效用認知，發現醫師普遍對較低GOSE狀態（尤其是需要完全依賴他人的狀態）賦予較低的健康效用值，甚至認為某些狀態"不如死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醫師認為從GOSE 5到GOSE 4的轉變代表著生活質量的重大下降，這反映了他們對患者依賴程度增加的敏感性。
這些發現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醫師對殘疾狀態的負面認知可能通過多種途徑影響TBI患者的治療決策：首先，在討論預后時，醫師可能無意間傳遞悲觀態度，影響患者家屬的決策；其次，在評估是否繼續積極治療或考慮撤除生命維持治療時，醫師的個人偏見可能導致過早放棄有恢復潛力的病例；最后，這種認知差異可能加劇臨床上已觀察到的醫患決策沖突（研究顯示發生率達57%）。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使用假設性場景可能無法完全反映真實決策情境、GOSE分類可能過度簡化殘疾狀態的復雜性、以及樣本僅限于美國英語使用者可能限制結果的普適性。此外，GOSE評分在傷后一年評估，但TBI患者的神經功能恢復可能持續多年，這一時點評估可能無法捕捉長期恢復潛力。
盡管存在這些限制，本研究為理解醫師在TBI預后評估中的認知偏差提供了重要證據。研究結果強調，在推進TBI精準醫療的同時，也需要關注醫療決策者的主觀認知因素。提高醫師對自身潛在偏見的認識，促進更開放的醫患溝通，將有助于實現真正以患者價值為中心的醫療決策。未來的研究可以探索如何通過教育干預減少這些認知偏差，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醫師對殘疾認知的差異，進一步優化TBI患者的治療決策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