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編輯推薦：
為破解“員工在數字場景中創造力不足”這一轉型痛點，作者以RBV為框架，提出DTL→DS→DIP鏈式模型，發現DTO可放大中介效應。研究證實：數字變革領導力（DTL）通過數字戰略（DS）間接提升員工數字創新表現（DIP），且當員工數字變革開放性（DTO）越高，該路徑越強效，為企業打造“人—策—效”閉環提供實證依據。
當“數字”成為企業生存空氣，卻常出現“高層熱情、基層無感”的斷層：員工面對新工具卻步，創新火花難落地。如何把這種“火花”變成燎原之勢？Chen Zhihao、Wang Yongkang與Park Jonghyuk把目光從宏大敘事轉向微觀個體，提出一個直擊痛點的問題——在數字變革洪流中，領導者的“數字氣質”究竟怎樣穿透組織層層壁壘，最終轉化為員工手頭的創新成果？
帶著疑問，研究團隊以資源基礎觀（Resource-Based View, RBV）為手術刀，將“領導—戰略—績效”經典邏輯植入數字情境，構建了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數字變革領導力（Digital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DTL）是稀缺的“人力資本”，通過數字戰略（Digital Strategy, DS）這一“資源配置器”影響員工數字創新表現（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IP），而員工對數字變革的擁抱程度——數字變革開放性（Digital Transformation Openness, DTO）——像可調電阻，決定電流強弱。為驗證這套電路，作者把實驗室搬到中國制造企業最密集的山東省，2025年3–4月對7家正在上馬MES、工業互聯網或智能排產系統的工廠進行兩時點問卷追蹤，最終收獲348份有效樣本，用結構方程模型（PLS-SEM）逐層拆解路徑。
關鍵技術方法
兩階段問卷調查（T1測DTL與DS，T2測DTO與DIP），控制同源偏差
PLS-SEM與Bootstrapping檢驗路徑顯著性
調節中介效應檢驗（Hayes Index）
信效度組合：Cronbach’s α、CR、AVE、HTMT、CFA多重把關
研究結果
數字變革領導力與數字創新表現
DTL顯著正向預測DIP（β=0.146, p<0.05），證實領導者的數字愿景與賦能行為可直接激發員工創新。
數字戰略與數字創新表現
DS對DIP作用更強（β=0.454, p<0.001），表明系統性的技術—業務融合策略是放大創新產出的“主閥門”。
數字戰略的中介作用
DTL→DS→DIP間接效應顯著（β=0.203, p<0.001），占總效應的58%，揭示“戰略”是領導力落地必經的“轉換插頭”。
數字變革開放性的調節作用
DS×DTO交互項顯著（β=0.199, p<0.001），簡單斜率顯示高DTO下DS對DIP的促進作用幾乎翻倍，說明“員工愿意用”是戰略變現的催化劑。
被調節的中介效應
DTO每提高1個標準差，DTL經DS影響DIP的間接效應由0.109升至0.288，指數檢驗顯著，表明DTO越高，領導通過戰略傳導創新的“放大器”越靈敏。
結論與討論
研究用數據回答了兩個核心疑問：第一，數字變革領導力并非“口號”，其通過制定并執行數字戰略，把稀缺的人力資本轉化為員工可見的創新產出；第二，這一路徑的“轉化率”取決于員工的心理與行為開放性——當員工主動學習、樂于嘗試，戰略才能從紙面躍入現實。該發現將RBV的“資源—能力—績效”鏈條更新為“領導者資源→戰略編排能力→員工創新績效”，并首次把DTO納入同一框架，填補了“人”的視角缺口。
對企業而言，與其豪擲千金買軟件，不如同步投資“領導數字素養+員工數字心態”：讓領導者成為會講技術語言的愿景家，讓員工從“被動掃碼”轉為“主動造碼”，數字創新才會從PPT走進車間。對學界而言，研究將傳統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理論延伸至數字情境，為后續探討AI、IoT等不同技術場景下的“技術特定領導力”提供可復制的模型與量表。正如文中所言，數字轉型的終點不是系統上線，而是“人”的價值被重新編碼——這篇刊登在《Scientific Reports》的論文，正是解鎖這段代碼的一次成功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