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是全球范圍內致殘率最高的精神障礙之一，盡管抗抑郁藥物是主流治療方法，但臨床上面臨著治療緩解率不理想的嚴峻挑戰——僅有約三分之一患者在急性期治療中達到癥狀緩解。這種個體差異背后的機制錯綜復雜，既涉及生物學層面的炎癥激活等病理生理過程，又與心理特質密切相關。近年來，炎癥因子特別是白細胞介素-1β(IL-1β)作為上游炎癥啟動因子，被發現可能通過影響單胺類神經遞質、神經可塑性和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PA)軸功能，進而干擾抗抑郁藥物療效。與此同時，大五人格模型中的神經質(Neuroticism)維度——表征情緒不穩定和應激敏感性的核心特質，也被證實與較差治療結局相關。然而，單一生物標志物或心理因素的預測模型往往存在結果不一致的局限，生物-心理因素的交互效應如何共同影響抗抑郁治療反應，成為亟待探索的前沿科學問題。

針對這一研究空白，韓國全南大學醫學院精神科學系的Kim Yoo-Chae教授團隊在《Scientific Reports》發表了最新研究成果。研究團隊依托"MAKE BETTER"生物標志物研究項目，設計了一項自然istic、階梯式治療的前瞻性隊列研究，旨在系統探討基線血清IL-1β(sIL-1β)水平與神經質人格特質如何交互影響抑郁癥患者12周抗抑郁治療結局。

研究主要采用以下關鍵技術方法：首先，納入1086名符合DSM-IV診斷標準的抑郁癥患者構建臨床隊列，所有參與者均完成基線血清IL-1β檢測（使用EMD Millipore高靈敏度T細胞磁珠面板）和簡化版大五人格量表(BFI-10)神經質維度評估。其次，實施階梯式藥物治療方案，以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評分≤7作為12周治療緩解的主要終點。最后，通過二元邏輯回歸模型調整社會人口學和臨床混雜因素后，分析sIL-1β與神經質對緩解狀態的獨立及交互效應，并進行系列敏感性分析驗證結果穩健性。

研究初始篩查1262例個體，最終1086例（86.1%）完成至少一次隨訪，其中490例（45.1%）達到緩解標準。納入與排除患者在基線特征上無顯著差異，確保樣本代表性。

按sIL-1β中位值（1.11 pg/mL）和神經質得分（切點7/8）將患者分為四組。高sIL-1β/高神經質組呈現更復雜的臨床表型：未婚比例更高、非典型抑郁特征更常見、抑郁發作次數更多，且抑郁、焦慮和酒精使用問題更嚴重（均P<0.05）。這些特征提示該亞組可能存在多重脆弱性累積。

單獨分析顯示，較高sIL-1β水平（無論分類或連續變量）與非顯著緩解顯著相關（調整后OR=0.81, 95%CI=0.72-0.96）。神經質作為連續變量時，高分同樣預測較低緩解率（調整后OR=0.84, 95%CI=0.72-0.98），但分類變量分析中關聯未達統計學顯著性。

關鍵發現揭示，sIL-1β與神經質存在顯著交互作用（Wald=6.624, P=0.009）。分層分析表明，在低神經質人群中，sIL-1β升高與緩解率無顯著關聯；而在高神經質人群中，高sIL-1β則顯著降低緩解可能性（OR=0.93, 95%CI=0.90-0.97）。這表明神經質特質動態調節了炎癥因子對治療反應的影響。

排除自身免疫疾病/慢性感染者、僅分析接受血清素能抗抑郁藥單藥治療者、或僅納入完成12周全程隨訪者后，交互效應仍保持統計學顯著性且效應量方向一致，證明結果不受免疫狀況、治療異質性或隨訪差異的混淆。

該研究通過嚴謹的設計和分析，首次證實基線血清IL-1β與神經質人格對抗抑郁治療結局存在動態調制效應。其重要意義體現在多方面：理論上，為理解生物-心理因素在抑郁癥治療反應中的復雜交互提供了直接證據，支持采用多維度、跨層次的整合框架研究治療抵抗機制。臨床上，識別出"高IL-1β/高神經質"這一高危亞組，為實施精準分層治療提供了可行路徑——針對此類患者，或需強化癥狀監測、早期聯合治療，并整合針對情緒調節的認知行為干預。方法學上，研究通過自然istic設計增強結果外推性，系列敏感性分析確保發現穩健性，為未來生物標志物研究樹立方法學標桿。

當然，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IL-1β僅基線單次檢測無法反映治療中動態變化；神經質采用BFI-10兩條目簡版評估可能低估真實效應；未系統評估抗炎藥物使用及精神科共病。這些為未來研究指明方向：應結合多時間點炎癥指標監測、采用更全面人格評估工具（如NEO-PI-R、EPQ-N），并考察遺傳、表觀遺傳機制在其中的作用。總體而言，該研究深化了對抑郁癥異質性機制的理解，推動治療模式從"一刀切"向"生物-心理特征導向"的精準醫療轉變，為改善難治性抑郁癥預后開辟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