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Alcohol consumption and mortality from four alcohol-related cancers in Australia 1950-2018: a time seri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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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酒精消費與癌癥死亡率關聯在人群層面證據不足的問題，通過分析澳大利亞1950-2018年的酒精、煙草消費及癌癥死亡率數據，采用時間序列模型量化了酒精消費對UADT（上消化道）、肝、結直腸和女性乳腺癌死亡的長期滯后影響。結果顯示，人均酒精消費每減少1升，男性UADT癌、肝癌及結直腸癌死亡率分別下降3.6%、3.9%和1.2%，女性UADT癌、結直腸癌和乳腺癌死亡率分別下降3.4%、0.7%和2.3%。研究為酒精控制政策的癌癥預防效果提供了生態學證據，支持通過稅收、限售等公共衛生干預降低酒精相關癌癥負擔。
酒精作為一類致癌物，已被多項研究證實與口腔、咽喉、肝臟、結直腸及女性乳腺癌等多種癌癥的發生風險密切相關。然而，大多數證據來源于個體水平的流行病學研究，關于人群層面酒精消費變化與癌癥死亡率長期關聯的生態學證據仍較為有限。在澳大利亞，酒精消費量在20世紀中期顯著上升，隨后因政策調控有所波動，但酒精相關疾病負擔持續存在。如何從宏觀角度評估酒精控制政策對癌癥死亡的潛在影響，成為公共衛生決策的關鍵問題。
為此，研究人員開展了一項覆蓋近70年（1950-2018）的時間序列分析，旨在揭示人均酒精消費量與四種酒精相關癌癥（上消化道癌、肝癌、結直腸癌和女性乳腺癌）死亡率之間的動態關聯，并量化其滯后效應與人群歸因風險。論文發表于《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方法：首先，從澳大利亞國家登記系統收集1910-2018年人均酒精與煙草消費量（15歲以上）及1950年代至2018年四種癌癥的死亡率數據；其次，通過交叉相關性分析確定酒精、煙草消費與癌癥死亡之間的最佳滯后時間（男性20年，女性19年）；最后，建立半對數ARIMA模型，在控制煙草消費與人均健康支出的基礎上，估計酒精消費對癌癥死亡的彈性系數，并計算人群歸因分值（AAF）。
Temporal associations between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cancer mortalities in subtypes
分析顯示，人均酒精消費每減少1升，男性上消化道癌（UADT）死亡率下降3.6%（95% CI: 1.0-6.2%），女性下降3.4%（1.8-4.9%）；男性肝癌死亡率下降3.9%（0.2-7.7%）；男性和女性結直腸癌死亡率分別下降1.2%（0.7-1.7%）和0.7%（0.2-1.4%）；女性乳腺癌死亡率下降2.3%（1.7-3.0%）。年齡分層分析表明，酒精對UADT、肝癌和結直腸癌的影響主要集中在50歲以上人群，而乳腺癌死亡率在各年齡組（30歲以上）均顯著相關。
Computing alcohol attributable fraction
基于男性占總酒精消費量67.5%的假設，研究估算出酒精歸因分值：男性UADT癌為45.4%，女性為20.7%；男性肝癌為47.8%；男性結直腸癌為15.1%，女性為4.3%；女性乳腺癌為14%。這些結果高于此前基于橫斷面數據的估計，提示長期累積酒精暴露的癌癥風險可能被低估。
Sensitivity analyses
敏感性分析發現，使用幾何滯后結構（如15年或20年）未檢測到顯著關聯，而排除健康支出變量后酒精效應增強，說明醫療投入可能部分抵消酒精相關危害。此外，酒精消費與肺癌死亡率無顯著關聯，支持了酒精效應的癌癥類型特異性。
本研究通過宏觀數據驗證了減少人群酒精消費對降低特定癌癥死亡的長期益處，尤其對UADT癌、肝癌和乳腺癌的預防效果顯著。結果強調，酒精控制政策（如提高稅收、限制廣告）可能通過改變整體飲酒分布（特別是重度飲酒）實現癌癥負擔的可持續下降。盡管模型對滯后結構敏感，但其結論與個體研究相互印證，為澳大利亞及類似國家的酒精政策優化提供了科學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