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紐約時報》報道了其開展的一項關于轉基因的調查報道，認為關于轉基因作物的爭論忽略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美國和加拿大的轉基因沒有降低化學除蟲劑的使用量，也未顯著提高糧食產量。

該報道指出，與西歐現代化程度相當的法國和德國等地區相比，美國殺蟲、殺菌農藥減幅不及法國，而除草劑用量卻顯著上升。同時，美國和加拿大在畝產量上并沒有獲得顯著的優勢。

不過，國內外科學家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的采訪時對該調查的的方法及結論提出了質疑。

西歐農藥用量減少是政策所致

《紐約時報》調查顯示，自20年前美國引入轉基因玉米、棉花和大豆之后，殺蟲劑和殺菌劑的使用量降低了三分之一，噴灑型除草劑使用量上升了21%；相比之下，法國殺蟲劑和殺菌劑的使用量下降了65 %，除草劑的使用量也降低了36%。

這樣的數據，沒有得到科學家的認同。“直接把美國的數據和法國的數據作比較，一點意義都沒有。”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教授卡爾·普瑞（Carl Pray）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他們只看到了現有資料里顯示的一些數據，就將原因歸結為轉基因農業，而沒有研究數據背后的其他原因。”

并非所有除草劑都用于農業。“在發達國家，除草劑除了大規模用于農田除草外，還廣泛用于林業苗圃、高爾夫球場草坪。”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說。

此外，政策因素對農藥使用量的影響大。“西歐除蟲劑等農藥使用量顯著減少，是因為他們有政策限制。”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教授黃季焜告訴記者。

據法國媒體報道，法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控制農藥使用，曾先后提出兩個生態農藥計劃：第一個生態農藥計劃設想，從2008年至2018年計劃減少農藥使用量50%，但農藥消耗反而略有增加，該計劃沒有成功；2015年底，法國政府提出第二個生態農藥計劃，分兩個時段，第一個時段是2020年前，計劃減少農藥使用量25%；第二個時段是2050年前，計劃減少農藥使用量50%。

在除草劑使用方面，以法國、德國為主的西歐國家也相對謹慎。今年4月，法國衛生和安全部門決定，禁止使用含有添加牛脂基伯胺的草甘膦除草劑產品，法國食品安全健康局已通知生產商決定撤銷該產品的登記。在此之前，德國市場中含有牛脂基伯胺助劑的草甘膦除草劑產品已經被廠家自愿取消。

“轉基因增產”實為“穩產”

關于“轉基因增產”的質疑并不新穎。

早在2013年，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教授杰克·海尼曼（Jack A. Heinemann）等人在《農業可持續性國際期刊》上曾發表論文指出，1996年起北美開始大規模種植轉基因，但與西歐相比，北美并沒有產量優勢。

該論文選擇對比分析北美和西歐從1961年至2010年的大豆、玉米和油菜籽生產情況，發現從1986年至2010年，北美農作物產量增幅小于西歐。以玉米為例，1961年至1985年西歐玉米平均每公頃產量4868.1公斤，美國每公頃5437.9公斤。1986年至2010年西歐平均每公頃產量8289.9公斤，美國每公頃8284.1公斤。

“生產成本同樣需要納入對轉基因產出效應的分析之中。”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羅云波告訴記者，從絕對產量上看，美國農業采用轉基因作物后，管理相對粗放，歐洲雖然產量高，但生產成本更高。

不過，公眾對于“轉基因增產”的問題，長期以來存在理解誤區。

轉基因作物“實際上是減少了因蟲害引起的損失，達到的結果是‘穩產’。”許智宏表示，在農業上使用除草劑、殺菌劑、殺蟲劑，達到的是“穩產”的目標，殺蟲劑使用后“增產”，是針對有蟲的作物作為對照的，同樣，應用抗蟲轉基因作物，大大減少了殺蟲劑的使用，同樣減少了蟲害的損失。

根據黃季焜等學者統計，1999年，轉基因抗蟲棉和非轉基因抗蟲棉的單產分別是每公頃3.4噸和每公頃3.2噸；2000年，非轉基因抗蟲棉單產降至每公頃1.9噸，而轉基因抗蟲棉單產僅下降至每公頃2.9噸。

鑒于此，轉基因是否能增產，以及能夠增產多少，并非絕對，而是因時因地而異。“以抗旱轉基因作物為例，不干旱時轉基因作物增產的效果并不明顯，一旦發生干旱，它的產量一定比非抗旱轉基因作物穩定；而對于抗蟲轉基因作物來說，如果原本蟲害比較嚴重，這時候用抗蟲轉基因作物，增產效果會非常明顯。”黃季焜說。

轉基因科普該改改了

11月10日，在“中國農業生物技術發展、挑戰與政策研討會”上，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瑞法發布了一組令在座聽眾驚訝的數據。

胡瑞法團隊對經常報道轉基因問題的54位記者進行調查，分別讓他們判斷五個問題——“轉基因番茄中含有基因，但普通番茄中不含基因”、“人和動物的一生，基因經常變化”、“把動物基因轉入植物體中是不可能的”、“雜交水稻是轉基因水稻”、“如果父母雙方的血型分別是A和B型，他們子女的血型可能是O型”，全部答對的僅10位記者。

同時，他們將同樣的五個問題拋給1460位被調查公眾，結果發現考試不及格人數占全部樣本的56%，即一半以上公眾缺乏獨立判斷媒體有關轉基因信息正確與否的能力。

“目前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較低，其重要原因與媒體對轉基因的妖魔化有關。在謠言廣泛流行的條件下，公眾對轉基因科普的接受程度較低。”胡瑞法說。

胡瑞法建議，建立轉基因安全理性討論平臺，使有關轉基因相關討論回歸至以科學和事實為依據。

“未來，我們要做精準科普。”羅云波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現在，科普工作還比較粗放，都只是籠統地告訴公眾轉基因可以減少蟲害，增加產量，但是沒有更詳細地體現具體的增產方式。”

羅云波建議，今后轉基因科普工作要“就事論事”，就著具體的生態效益、防止病蟲害效益、降低成本效益的細節來談。